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现存中国最古老宫城 距今约4300年至4000年之间

山西考古研究所9日表示，襄汾陶寺遗址经过5年的挖掘与考证，发现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宫城，距今约4300年至4000年之间，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重要指标。

据悉，陶寺遗址位于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附近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由北墙、东墙、南墙、西墙组成，城垣地上部分已不存在，仅剩余地下基础部分。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领队高江涛表示，考古学者于2017年开始开始发掘宫城东南拐角，研究发现，陶寺宫城遗址基本完整，自成体系，结构严谨，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宫城」。

高江涛指出，宫城实际上就是古代阶级划分的重要标志，起着皇室与普通百姓生活区域分隔的作用。陶寺宫城的发现，使得陶寺「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的最初形态。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早在2015年就曾对外宣布，陶寺遗址是最早的「中国」，经过近40年的发掘后，显示出陶寺遗址就是中国史前时代中，功能区划最完备的都城，由王宫，外郭城、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王族墓地（王陵），观像祭祀台、工官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庶民居住区构成，兴建与使用时代距今4300至4000年左右。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先前曾表示，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长王巍则说，「陶寺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和里程碑，为中原地区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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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阴有雨，陶寺遗址的考古工作者们忙着整理考古资料，从2月23日开始的春季发掘即将结束。这次发掘取得了哪些新的收获？有着什么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领队高江涛副研究员进行了详细介绍。

五年持续探秘宫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襄汾县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乡，从1978年开始，经过考古工作者两个阶段的持续发掘研究，相继发现了巨型城址，城内发现了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高等级贵族的墓葬区和祭祀区、庶民居住区等，已经具备作为都城的全部内涵，它是一座距今4300年――3900年的都邑城址。

“陶寺遗址有着明确的功能分区。其中，宫殿区作为最为核心的功能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区域，也是陶寺遗址都城性质最重要的最直接的物化要素之一。2012年，我们对宫殿区一带的钻探情况表明，周边存在有围垣遗迹，如果是宫城城墙，其重大学术意义不言而喻。”高江涛介绍说。

“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内之为城，外之为郭”，为了搞清楚陶寺遗址是否存在宫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支持下，从2013年3月31日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了发掘。

“到2017年基本廓清了宫城城墙堆积、结构、年代、发展演变等问题。陶寺宫城位于陶寺遗址东北部，呈长方形，东西长约470米，南北宽约2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方向大体北偏西45度，即315度，与陶寺大城方向基本一致。由北墙、东墙、南墙、西墙组成。城垣地上部分已不存在，仅剩余地下基础部分。南墙西段及西南拐角被大南沟破坏掉。”高江涛介绍说。

揭露东南门和侧门，解剖东城墙

2016年，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当年的6月18日至20日，举行了陶寺遗址宫城门址考古发掘现场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河南省考古研究院、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郑州市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陶寺遗址宫城门址的性质、形制结构、年代等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几点共识，一是陶寺宫城及门址的发现发掘意义重大。二是经过几年的连续发掘和持续研究，尤其现在门址的发掘，表明宫城所在为城墙基础，而不大可能是壕沟。也最有可能是原有沟，之后填平夯打建筑宫城城墙。三是门址发现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定性如“门阙”等不易过早，暂称疑似可行，重要的是做补充发掘和补充解剖。

根据研讨会形成的共识，2017年，陶寺遗址考古继续扩大发掘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疑似东南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解剖了宫城城墙东城墙，取得了新的收获。

高江涛介绍说，这次发掘，宫城东南拐角基本全面揭露。发现宫城城墙东墙与南墙之间存在缺口，缺口宽10余米位于宫城东南角，应该是出入宫城的侧门，暂称“东南角门”。更为重要的是，缺口处靠东墙内侧接出一夯土基址，长约10米、宽约11米，很有可能是侧门东墙上“内墩台”基础。而南墙在此拐角处又继续向外（东）延伸出约15米收回，整体形成短“L”形。另外，在南墙基槽外侧发现有一处与基槽同期的磉墩类柱础。经过对南墙和东墙的进一步解剖，确认二者均存在陶寺文化早期与晚期两期墙基槽，而内墩台为陶寺文化晚期。也就是说，陶寺文化早期开始挖基槽夯筑城墙，中期继续使用，至陶寺文化晚期时，在早期墙基之上略微错位挖出较浅的晚期墙基槽夯筑城墙。

高江涛重点介绍了东南门的发掘情况。宫城东南门位于宫城南墙东南段，正对宫城内最大宫殿基址，门址接在南墙之上，面向东南，仅余夯土基槽部分，平面近似后世带有“阙楼式”城门，即南墙东、西两侧各向南再延伸出夯土基址，类似“短墙”与“阙楼”基址，东侧夯土基址被大南沟冲掉一部分，西侧夯土基址保存基本完整，基础长近21米，宽8米以上，与宫城城墙南墙相接并连为一体。二者之间为门址所在的进出通道，宽约5米，并残留有一小块明显的路土。通过解剖发现，西侧夯土基址年代为陶寺文化晚期。

高江涛说，我们推测陶寺文化早期时门址所在只有始建的宫城南墙，中期继续使用，晚期简单改建或重建并向外接出两侧夯土基址，形成类似“阙楼式”的门址。东南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具有较强的防御色彩，史前罕见，尤其功用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考古队对宫城东墙也进行了解剖性发掘，通过解剖确认了东墙的存在。东墙整体宽13.6米，实际上包含陶寺文化早期和晚期两个时期的墙基槽，二者略有错位，早期墙基槽偏东，墙基槽残宽约10米，陶寺文化晚期墙基槽偏西并打破了陶寺文化早期墙基，残宽近4米，基础较深，约4米以上。陶寺文化早期东墙墙基夯筑质量较好，平剖面夯筑板块非常明显。

发现目前我国最早宫城　显示“城郭之制”最早形态

“2017年陶寺遗址春季的发掘取得重要成果，意义重大。”高江涛介绍说，“一是两处门址较为完整的发掘表明宫城所在为城墙基础，而不大可能是壕沟之类，也最有可能是原有沟，之后填平夯打建筑宫城城墙。陶寺宫城基本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大，形制规整，结构严谨，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宫城。二是陶寺宫城的发现，使得陶寺“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作为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内涵的城郭之制的源头或最初形态。三是陶寺宫城东南角门整体呈短“L”形，且带墩台基础，在形制结构上与石峁遗址年代稍晚些的外城东门址有些相近，陶寺城墙建筑形制对同期其他地区考古学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而陶寺东南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史前罕见，又与后世带有阙楼的门址如隋唐洛阳应天门等有些类似，对后世影响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