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支那战争：形成中苏美三国鼎立之态(3)

而越南则是力争获取中苏两国最大的经济、军事援助，依靠中苏力量赢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为战争结束后统一祖国的斗争铺垫道路。在此过程中，中越分歧渐渐加深，种下了以后兵戎相见的祸根。越南为实现其近期对付美国，远期抗衡中国的战略目标，找到了苏联这个新的靠山。

纵观这一时期中美苏越两个三角关系的演变，可以说中苏分裂是其基本背景和动因。但是要找出令中苏两国分道扬镳的始作俑者殊为不易，究其根源，还应在于社会主义阵营以意识形态为国家关系的基础、以国际共运为国家交往的形式这种构架的不合理性。这种框架以两党关系取代两国关系，为实现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总体战略目标，要求各成员国具有一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命感、统一的政治步调、共同的阵营利益即国家安全利益。此类不合理因素，其实注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终将四分五裂的命运。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实际都未摆脱这个框架的束缚。苏联对华遏制和包围的政策将中国推向美国，而中国压越反苏的方针又把越南推给了苏联。

总之，在两个三角关系的相互作用中，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对美国形成的咄咄逼人势头，使中美两国具有了共同的安全利益，进而具备了缓和双方关系的基础；美国摆出与中国联手的姿态，推动苏联为避免两面受敌而助美劝说越南在和谈中让步，以求及早摆脱越战梦魇，同时通过中国牵制苏联力量，以遏制其上升趋势；中国打破对美关系僵局，两国枪口一致对苏，促使苏联与越南结盟对付中国；而苏越联手的前景又推动中国加快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以借助联美之势予以抗衡。这种三角游戏的最终结果是，苏联因中美的联合而于二战后第一次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中国因与越南反目而不得不面临来自苏越的新的军事威胁；至于美国，这场战争噩梦过去之后，不仅未能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失去了盟友南越，使苏联填补了其撤离后的力量真空。在苏联夺人的气势面前，美国只能退保东盟，借对东盟国家的控制，在东南亚与基本由苏联掌握的印支国家相抗衡，转而力求与苏联分享地区舞台。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四国中力量最弱的越南，虽然对苏联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但就实际利益而言，战争结束，美国撤兵，越南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矛盾，借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越南从此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三）

在20世纪中叶印支战争持续的20余年中，以美苏为主要角色的、代表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集团之间的冷战，也在发生、发展和变化着。在亚洲，50年代,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及至70年代,中美联合对苏，中国实际退出冷战的第一线，而将美国推到反苏的最前方，由美国与苏联进行直接的对抗，冷战由此而转型。

在亚洲冷战的上述大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了。

最后，对于中美苏、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问题的研究，据笔者个人意见，中国学者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其一，关于中苏关系的反思。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保持睦邻关系。毛泽东试图建立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或者说中国对外战略中反苏主义原则的贯彻，虽然取得了打开中美、乃至中国同西方关系的重大外交成果，但也给中苏、中越关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苏越结盟使中国最终陷入了更为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对此，我们还应进一步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其二，关于中美关系的反思。在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中，中国对美国和越南对苏联，事实上都存在着较大的战略依赖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实际反映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独立自主精神与为对抗苏联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美国的一种无法排解的矛盾性。尽管在实现对美和解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打开僵局的主动性来自于中美双方，但是中国力量的弱小，及以后中美之间军事合作的现实，实际上表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依赖性。应该说，加入国际社会和独立自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在各大国间奉行一种相对平衡的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避免成为别人手中的一张牌；同时也不因与某个国家或集团的关系而损害到与另个国家或集团的关系，才能够为自己创造出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生存空间。此外，亚洲的许多国家，如东盟等国，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对中国一直存在着极强的戒心，他们欢迎并要求美国在亚洲地区驻军。而中国在美国的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特别是发动越战对中国直接构成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自50、6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鼓吹世界革命，并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这种做法无疑将一些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从而实际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其三，关于中越关系的反思。首先，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同越南的交往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老子党"倾向，对越南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中国的反苏路线，甚至在抗美斗争中一度反对越南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对苏联的援越方针始终持排斥态度。由此，增加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心趋向。其次，中越关系还可以有一个新的研究角度，那就是关于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剖析。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意识形态上的心理背景--中越两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客观上存在着指挥与被指挥关系；民族和历史的心理背景--越南历史上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着某种民族心理障碍，一直具有要求摆脱中国控制的倾向。这种背景，实际是中国对越决策和中越关系研究中都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