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儿子需要母亲满足 母亲解决残疾儿子性需求 儿子残疾母亲心疼帮忙解决性

残疾儿子需要母亲满足 母亲解决残疾儿子性需求 儿子残疾母亲心疼帮忙解决性/图文无关

母亲姓张，名传莹，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江苏镇江的一个大户人家。外公受过西方教育，精通英语，任镇江电报局局长。

母亲的少女时代，不但家宅富足，还因几房均为男孩，仅此一个女儿，极为受宠，不但无须禁受同龄女孩子裹脚的痛苦，还与各房的哥哥们一起上学、受教育。母亲的日常生活，除了大户人家佣人、丫环等标准配置，自行车、留声机也是少小时的玩物。直至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外公不得不带着外婆、母亲、还有我刚结婚的舅舅、舅妈，随着供职的电报局，一路躲避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往西南逃难、迁移。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加之外公在电报局责任重大、事必躬亲，当行至湖北恩施，外公因脑溢血，仓促离世。那年，母亲才十七岁，从此，永远作别张家大小姐的生活。

战火纷飞中，家里的顶梁柱还轰然倒下，新婚的舅舅不得不承担起家中重任，带着外婆、舅妈与我母亲，继续往四川行进。

一九四二年，当母亲二十一岁的时候，在内江，由我舅舅作主，将母亲许给了舅舅的好朋友、江苏同乡蒋美章——我的父亲。

父亲，年长母亲八九岁，出生在江苏溧阳农村，是抗战爆发后随在国民党军队供职的姐夫、姐姐一家，逃难到的四川，之后也在胡宗南的部队谋了一个小小的司务长职务。

虽然同为江苏人，但父亲、母亲出身迥异，门第悬殊很大。是战争，也是命运，将他们推到了一起。

一九四三年，在内江，父母有了第一个孩子，就是我的大姐。不久，父母带着大姐，与我舅舅一家结伴——或许是随当初南迁的单位、老乡一起来到成都，并就此安定下来——父母在这个远离故乡江苏一千多公里的城市，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八个（另有两个弟妹出生不久就夭折了），这一住就是几十年，一住就是一辈子。

母亲在成都生活的这几十年，与千千万万从旧时代走出来的女性，别无二致。但母亲又在许许多多地方，与我们周围所见到的、她的同龄人，大不一样。

母亲这个少小玩留声机，跟着外公学英语、发报技术等，受西方文明熏陶的女子，骨子里却很传统，自从嫁给父亲后，便恪守三从四德，相夫教子，成为周围邻居公认的贤妻良母。众所周知，在一般的成都家庭，男人会分担家务，很多叔叔、大爷都是做饭、烧菜的烹调高手。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几乎没进个厨房。因为，父亲常说“男做女工一世穷”，于是，家里的家务事全部由母亲、外婆、以及我们逐渐长大的姊妹们承担。而且，父亲由于曾在国民党军队供职等原因，解放后被安排到运输社拉“架架车”，或许是境况不好，加上子女增多、经济窘迫，父亲的脾气变得愈发暴躁，动辄就对母亲发 脾气。而母亲，却从来没有一句针锋相对的话。母亲自嫁给父亲，到父亲因病去世，这近四十年在一起的时光里，对父亲一直都是逆来顺受，照顾有佳。

在六十年代粮食紧张（大饥荒）时期，母亲总是最大限度地克扣自己，将粮食节省给家人，以至于得了营养严重缺乏的“水肿病”。即便如此，她还将“水肿病”才能享受的“康复散”及药里的桂圆、红枣分给我们吃。

母亲说话低声细语，从来不大声喧哗，在路上遇到熟人、邻居也总是客气、礼貌地打招呼，与周围动辄“高声武气”说笑的婆婆、大娘，完全两样。母亲这样一个斯文、温婉的江南女子，却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父亲，主动放弃在街道教书的工作，与父亲一起拉“架架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没有汽车的年代，没有任何电、油做动力，完全凭人的肩膀、脚力的“架架车”，就像今天的汽车，是社会运输的主要工具。城市消耗的米面粮食等一切生活用品需要运输，氧气瓶、煤炭等生产资料也大都用“架架车”运输。于是，母亲，这个旧时的千金小姐，无论寒暑，都用自己孱弱的肩膀，或独自，或与父亲一起，拼劲全力，拉着重如千钧的“架架车”，为了一家十几口人的生计，奔走在成都城区、郊区的马路上 。即便这样，依然入不敷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何况还有翻车、货物损毁，排队买米被 贼娃子偷走全家粮票、饭钱这类对我们这个穷困潦倒之家近乎灭顶之灾的遭遇。当年父母的艰辛、苦痛，真的是不堪回首、难以言表！而我的母亲，从无抱怨，默默地承受着命运给予的各种重负。古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我不知道，对于一个从小锦衣玉食、使婢差奴的人，需要怎样的勇气和耐力，才能无怨无悔地忍受这样的贫贱生活。

无论家里多穷，母亲总是带着我们把家里打扫得干净、整洁。她出门也总是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两鬓还用黑色的钢夹子别得一丝不乱。记忆中，无论再苦再穷的境况，父亲、母亲总是教育我们兄妹要诚实、善良，靠劳动谋生、本事吃饭。因此，虽然我家人口众多、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虽然我们众兄妹因家贫而辍学，却没有一个人有个任何偷、盗等不端行为，并最终伴随时代发展与自身努力，每一个人都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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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不但对自己亲生的儿女好，对我的姐夫们、嫂嫂们也非常和善。俗话说婆媳最难处。我有三个嫂子、一个弟媳，母亲对她的儿媳妇们从不摆旧时“老人婆”的架子，对她们无任何要求，并且连一句重话都不曾说过。以至于母亲去世时，二哥离婚数年的前妻闻讯，还专程赶到灵堂悼念。

母亲不仅将无私的爱奉献给家人，在单位或与邻居相处，也总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记得小时候，长顺中街有几家人因丈夫或儿女在外地，都是找我母亲代写家信。而母亲无论再忙，只要邻居找上门，永远不厌其烦、有求必应。记得有一天早晨，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说对门陈姆姆家还在“坐月子”的媳妇生病了，母亲让我赶快去帮忙照看陈姆姆的小孙子，而她自己则用三轮车，和陈姆姆一起送病人去医院看急诊。

七十年代，母亲退休后，经我姐夫的朋友推荐到西城区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或许是图书馆的氛围更适合母亲的性格，虽然没有正式编制，每天上下班还要走近一个小时的路，但母亲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她也以很好的能力、文化修养，得到图书馆和读者的普遍认可，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和蔼可亲的“张老师”，以至于母亲不知不觉地在图书馆工作了十几年，直到一九九零年底生病才离职。

母亲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正值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来借书的年轻人特别多。那个年代的图书馆借阅，完全靠图书管理员的记忆和人工查询。借书的人多，母亲便要来来回回地取书、登记，工作量很大，但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替他们找各种资料。以至于这些读者中的一部分，在考上大学后还专门到图书馆，向“张老师”报喜。记得有一个考到北京上大学的读者，放假时还带了北京的特产到图书馆感谢母亲。 而我的好友唐烈英——如今西南地区政法教育界赫赫有名的法学专家，也是对母亲当年尽心竭力地帮她找复习资料备战高考充满了感激。

母亲其实内心好美且时尚。随着我们兄妹长大，家境转好，母亲会每周买一束花，有时候是菊花，有时是石竹、小苍兰、晚香玉、腊梅，插在联二柜上的花瓶里，这样的习惯一直持续到她去世。母亲平常会小声地哼唱歌谣。侄女回忆说：她上高中时惊讶发现大家刚刚学唱的港台流行歌里， 竟然有小时候听婆婆哼唱过的《梅娘曲》《采红菱》《渔光曲》。

母亲虽然从不跟我们提任何要求，但我们兄弟姊妹买给她的各种时髦衣物，她总是兴冲冲地穿出来；而她穿起来，又总是那么的好看。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当生活刚刚有所好转，病魔却无情来袭。由于母亲对年龄最小、结婚最晚的弟弟，最为牵挂，她没有选择条件更好、对母亲照顾能力更强的哥哥姐姐，而是与弟弟住在一起。一九九零年底，母亲总是感觉胃不舒服，但她没有跟弟弟讲，也没有跟我们其他姊妹说，自己一人到医院去看病。医生问她，“你一个人来的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医生有些迟疑，却什么也没说就开了点药，也许我们母亲从医生的话里明白了什么，她回家也什么都没说，默默的给她开了一些药。虽然母亲从医生的表情里感觉到了什么，但她回家依然什么都没对弟弟说。

转眼到了春节，是我家惯例大团圆的日子。大家发现母亲脸色、精神都不好，问母亲，母亲依然没有说自己不舒服以及看病、与医生的对话，却跟二姐、三姐说，今年人齐（北京的侄女和即将结婚的男朋友都回到成都过年），全家一起到照相馆照一张“合家欢”吧。事实上，在母亲强忍病痛却佯装平静的张罗下，我们留了那张今生与母亲最后的一张、被母亲习惯称为“合家欢”的全家福照片。春节一过，当我们兄妹到处找熟人、找专家，送母亲到大医院检查。才知道母亲己是“食道癌晚期”，己经没有手术的可能。犹如晴天霹雳！真的恨天不假年，不让母亲过几年好日子！而母亲的病未能及时被我们发现，未能及时诊治，成为我们永远的痛悔！

记得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啥也吃不下，连喝水都吞咽困难，人瘦得只有几十斤。众所周知，食道癌到晚期是一种难忍的剧痛。然而，无论再怎样痛，母亲从未像同类病人那样失控地喊叫、发脾气、也不曾大声呻吟。而且，每当医生、护士来查房或打针，再难受，母亲总会用她微弱的声音，轻轻道谢。

母亲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七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母亲临终最牵挂的，是弟弟一家；最想念的，是我远在北京工作的侄女。当得知二姐通过努力，即将把弟媳调到离家很近的单位工作，而侄女也在赶回成都的路上，母亲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对于见惯了晚期癌症病人各种失控的医生护士，在母亲去世后惋惜地对我们讲：“你们妈妈是我们少有见到的能忍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人，太可惜了。得她这种病的人，往往痛得忍不住与家人、医生大吵大闹，而你们妈妈自己那么痛苦，却非常克制，并且始终不忘给我们说谢谢。太难得了！”

父亲早于母亲十年离开我们。父亲去世前数年，就心心念念，说死后要落叶归根，要将骨灰送回江苏老家。父亲去世后，我们遵从他的愿望，将骨灰送回江苏溧阳安葬。而母亲却在病重之后，对我们说她决定放弃回江苏、跟父亲合葬，而是一定要埋在成都。她说，只要她在成都，哪怕是清明上坟，我们八个兄弟姊妹也会聚在一起。这样，这个家就不会散，兄弟姊妹们还能长聚。事实上，在母亲去世后，我们不但遵从她的遗愿，将她永远留在成都，成为凝聚我们兄妹八个的核心，而且，由于伴随中国城市化进程，江苏老家的祖坟也一再搬迁，我们在二零零六年将父亲的骨灰也接回成都，与母亲合葬在一起。另外，我们兄弟姊妹，不但每年清明前会相约着一起给父母上坟，日常生活也走动很勤  。住得近的，几乎天天见面；离得远的，也会隔三差五团聚。连我们的儿女、晚辈，也联系紧密，相互倚重。我想，这是我们的父亲、母亲在天上最乐于见到的情形。

这就是我们的母亲，一个平凡、文弱、贤惠、善良，与世无争，却坚韧无比的江南女子。

是的，母亲平凡而文弱，但母亲同时又坚韧、顽强。想想母亲 的一生 ，经受了战争中流离失所、年少丧父，经受了两次十月怀胎的孩子夭亡，经受了从大户人家的锦衣玉食跌至底层劳力士的饥寒交迫，经受了幼小儿子不得己抱养的骨肉分离——这哪一宗，对平常人，不是灭顶之灾？而母亲，始终以她素有的平和、坚韧，默默地承受着，忍耐着。母亲是温和的、克制的，与父亲的率性与暴躁脾气，形成鲜明对比。她对人的温和、宽容、忍让，几乎到无条件的地步。我有姐姐说，母亲就像没有是非、没有原则。而我觉得，母亲这种近乎丧失原则的温和、忍让、宽容，其实是一种人生的豁达与智慧。或许，正是她的这种温和、包容、忍让，化解了许许多多次可能因父亲的暴脾气而导致的夫妻反目成仇、家庭分崩离析，使我们这个苦困的大家庭得以在风风雨雨中，以一种特殊的凝聚力，相互依存、延续。多少个忍无可忍的苦难，多少个足够自我放弃的缘由，母亲都忍过了、扛过来。父亲、母亲不曾给我们留下遗产。但是，母亲这种顽强、坚韧、善良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鼓舞我们及后世子孙，在人生的风雨与艰辛中，自强不息、生生不息！